燃新闻2024年11月14日发布:社融新增低于预期，信贷支持有待发力

央行8月12日公布金融统计数据，7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91.94万亿元，同比增长8.1%。狭义货币（M1）余额55.3万亿元，同比增长3.1%。流通中现金（M0）余额7.27万亿元，同比增长4.5%。7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06万亿元，外币贷款减少123亿美元。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14.13万亿元，同比增长10.7%。但社融新增规模和信贷双双低于预期。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社融存量增速下滑0.2%，录得10.7%，今年年内社融增速高点大概率已经过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对房地产领域的严调控，房地产领域信用派生力量被限制，信用扩张的资产端缺乏有效依托，若专项债不扩容，则随着专项债下半年发行额度减少与低基数效应逐渐消失，信用收缩可能会再成趋势，市场关注与定价的焦点将转为社融下滑的斜率上。

7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06万亿元，同比少增3975亿元。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5112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69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417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2974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219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678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284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2328亿元。

李奇霖表示，7月社融新增规模1.01万亿元，信贷1.06万亿元，双双低于预期，主要受表外业务三项（尤其是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与企业短期贷款大幅收缩拖累。社融口径下的信贷总量一般，结构改善，可能与政策的引导有关，但持续性与向上的弹性存疑。表外业务三项合计收缩6200亿元，较6月扩大4000亿元，符合之前对非标项目改善趋势已停滞的判断，但如此大跌幅的表外融资背后不完全是实体经济信用扩张乏力所致，还包含了季节性因素的助跌与融资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信托贷款新增-670亿元，是今年以来的最高跌幅，主要与房地产领域调控加大，诸多信托机构在房地产信托业务开展上受到限制有关。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对本报记者表示，信贷7月净增1.06万亿元，净增量明显低于2018年7月的1.45万亿元，环比较6月少增6000亿元。居民贷款维持稳健，但受时点因素影响，企业短期贷款下降显著，拖累总量。从结构上看，居民部门中，整体贷款为5112亿元，低于2018年同期（少增约1222亿元），以按揭贷款为主的居民中长期贷款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净增4417亿元，同比环比均保持大致规模（4500亿元上下）。企业部门层面，7月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信贷新增2974亿元，显著低于2018年同期持平（少增约3527亿元），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3678亿元，弱于2018年同期（少增约1197亿元），而企业短期贷款当月明显少减，净减少2195亿元，尽管有半年末银行提前“透支”7月企业短贷的季节性影响，但仍为单月历史上净减少量的最高水平。

诸建芳表示，从1月至7月看，社融趋势及结构变化均好于2018年同期，但7月当月的非标及贷款拖累为后续的社融增速变化形成了新的不确定性，预计伴随对房地产信托等的管控加强，全年非标增速仍将处于负增长区间。向后看，地方专项债对社融的净贡献将逐步减弱，预计年内社融增速将主要围绕10.5%上下的中枢水平运行。当前的信贷水平已小幅偏离了“合意”的增速水平，尽管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有所回升，但其背后是总量的缩减，后续月份的信贷变化将十分关键，央行应通过在三季度定向降准、四季度加快推进LPR利率定价的方式，进一步扶持实体经济融资。

李奇霖分析，社融口径下的信贷扣除了对非银金融机构的贷款，更能直观反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7月份8000亿元的总量，较2018年（1.28万亿元）与近三年均值（8800亿元）都低，并不能说好。居民部门中，中长期贷款的规模（4400亿元）依然偏高，与今年以来的中枢水平（4500亿元）基本持平。随着多个热点城市的按揭贷款利率进一步上浮至10%甚至更高，房贷利率进一步反弹，在下半年可能会迎来更快幅度的下滑。

“企业部门中，短贷新增-2100亿元，是造成信贷低于预期与历史同期的主要拖累项，但这一项的下滑更多与季节性因素有关。”李奇霖表示，今年6月，企业短期贷款大幅增长4400亿元，是过去三年的最高值，对7月份的拖累会是近三年的最高。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3600亿元，占银行贷款总规模的比例有所上升，一方面在于监管机构有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与民企的中长期贷款，另一方面在于二季度末地方债再次放量+专项债充当资本金的杠杆效应，基建领域的融资需求有所起色，基建信托规模提升便是这一点的辅证。

但李奇霖表示，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约束没有松动的条件下，基建项目向上的动能有限，下半年既缺乏财政扩张的空间，又缺乏具有较好现金流的优质项目，城投与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基建的意愿不足，可能难以有效抵补房地产下滑的压力。加上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制造业企业的需求很难有起色，企业家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下，资本开支意愿也会减弱。纵使信用供给力度加大，需求也很难响应，信用扩张可能会依然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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